目前，中国的GDP规模已经是2007年经常账户与GDP的比值处于历史高点时的近4倍，相应地，经常账户的盈余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也变得不再突出。

有鉴于此，在全球数字经济迅速发展以及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基于信息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以及完善税收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在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税收法治的框架下，探讨数字税立法应依循的基本原理，并明晰其应体现的基本价值。其实，OECD提出的数字经济时代应坚持的税收的中性、效率性、确定性、简化性、有效性、公平性、灵活性以及可持续性原则，正是上述各类价值的具体体现。

鉴于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在相关价值引领下推进各类原则的协同，会更有助于回应国际税法体系的百年变革，并全面实现税法的调整目标只有切实遵循和体现上述原理，才能高质量地推进数字税立法，有效回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有效解决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税法问题。对此，法国等国家已率先开征数字税，OECD等国际组织也倡导有效解决数字企业的税基侵蚀问题，但对数字税立法的理论和实践仍存在诸多不同认识。各国数字经济发展和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较大差异，加剧了数字经济与税法制度的不匹配，由此引发的问题日益凸显，亟待在制度上有效解决，从而使数字税立法更显必要。其中，影响税收公平问题的大量存在，使数字税立法变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可见，数字税立法与一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法治体系都直接相关，其中不仅涉及自由与秩序的权衡，也贯穿着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体现了各类法律价值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这对数字税立法亦会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前者，我着重指出，马克思正是从早期增长阶段的增长靠投资驱动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等特征性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必然性

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之前，市场取向改革论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已经进行过两次冲击，但是因为本身的理论不够透彻，所以都没有能够撼动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一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一本我与刘吉瑞君全面讨论市场取向改革的对话录，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随着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显现，这种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与此同时，政府和许多企业却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

从纵切面的角度看，则需要分析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全部历史过程。这样一来，改革过程就形成了一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全书包括四个主要的部分。第二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是，80年代后期在党政领导机关中爆发了对于中长期改革基本路径的争论。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我对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重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建议。

随后，1981年12月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确定采取加快农业的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偏向等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以便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这种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取得了决策层的支持。除此而外，考虑到市场制度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需要其他社会领域、包括政治体制的支撑，因此需要在相关领域进行变革，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于苏式发展理论和政策在干部队伍中遗存的影响力，还由于权力和利益的推动，反复出现传统增长模式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回潮。

正像比较制度分析告诉我们的，构成总体制度安排的各个领域的制度需要互补。仅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一度成为主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就被更加接近苏联式政治经济学原教旨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所代替。

这一意见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更多听到的则是反对的声音。可是，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取代以供给侧的生产函数来分析长期增长问题，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组成的需求总量上。

现实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用行政性分权一节讲述了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然后对它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在1995年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阶段。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1988~1989年的经济和政治风波。不无遗憾的是，随即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出现了质疑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社会潮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不赞成把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作为中期改革的目标和以七五三条为基本内容的配套改革的决策。

于是，我为自己的观点作论证的文章也越写越长，最后就写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就必须追根溯源，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并且据此建立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可靠分析框架。

它显然不是靠一篇就事论事的策论就能说清楚的，而需要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现实意义做出更深入的考察。这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困境。

面对这种形势，社会舆论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此外，本书对于一些绕不过去的浅层理论问题（例如被人引为重化工业化阶段依据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和更深层的理论问题（例如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造成长期损害的科技不分传统）也有所讨论。

这一决策思想的逆向转变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通货膨胀和官倒腐败接踵而至。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钳制和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隔绝，大多数国人对20世纪经济科学的进展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原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和文革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松动以后，中国改革才迎来了方向性的转变。一言以蔽之，就是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正是以现代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成果和相关的分析工具为基础，我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过去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对转变增长模式所需要的各方面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修订版问世至今已有十个年头。

把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试错、探索、讨论乃至斗争的过程。《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和《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三本书，正是就以上三方面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这些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把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一一剖析清楚。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解，认为既然市场经济制度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核心配置稀缺资源的一整套机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应当在扩大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控制权方面单项突进，而应当在发展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建设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整体配套地进行。

这次大讨论的积极成果，是在有识之士达成共识的条件下十一五（2006~2010）规划重提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且对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于是十五（2001~2005）计划不再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而是宣布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在十五期间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一方面，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和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市场必然产生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厌恶与畏惧，就使得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主导地位的旧思维很容易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回到统治地位，造成在方针政策上的摇摆。早在1776年，古典经济学的鼻祖A．斯密就已运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指出，各自追求自己目标的众多经济参与者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我们正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经验说明了市场机制较之计划手段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在大量耗费资源造成的需求膨胀、效率降低、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变得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199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提出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问题，要求重拾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提过的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把实现从靠投入资源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到靠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列入九五（1996~2000）计划。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基本问题 。当时，我提出了要防止重回高指标、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必须走效率优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集结在这里的三本书，正是力求亡羊补牢，按照经济科学的要求，讨论与中国发展和改革相关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对有关方面的改革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改革叙事，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各个领域制度演进的一般性规律，并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特殊性。